花语故事

体验与超验胡志颖艺术19872017

策展人:杨卫

艺术总监:李琼波

开幕时间:2017年9月9日 下午3∶30(周六)

展 期:2017年9月9日 — 10月10日

展览地点:53美术馆(广州市天河区广园快速路汇景路汇苑街21号)

主办单位:广州53美术馆

协办单位:广东艺术促进会

合作媒体:《画廊》杂志

胡志颖 自画像 1990-1991,布上油彩、蛋胶,110X11Ocm

胡志颖艺术作品中的表征往往布满了繁杂的生命图腾,而非通俗符号和流行样式;不断运用一些象征的图像和隐喻的装置,产生某种陌生情境。这些因素,构成了他的艺术特征,也正是其艺术作品出现层次,产生深度的前提。如此这般剪不断理还乱的表现方式,体现了胡志颖对现实错综复杂的强烈感受。正所谓“愤怒出诗人”,重要的是有愤怒,还有良知。只是对于胡志颖而言,这种愤怒和良知,已经被他的文艺思想与艺术创造转换成了某种文化理想,以及不断超越自我的人文精神。

体验与超验的交响

——再谈胡志颖的艺术

撰文:杨卫

胡志颖是一位难以定义的艺术家。之所以难以定义,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艺术创作的脉络,通常不是按照社会发展的逻辑来延展,而是以心理探寻为价值倾向,注重内心感受与哲学表达。这使得胡志颖的艺术,不免会有些晦涩,常给人一种拒人千里的陌生感。但是,胡志颖又并非超然世外,完全逃离现实。相反,他不仅关注现实,而且对现实背后的本质和异化等问题,有着深刻思考与持续关注。因此,他的艺术不是出世的艺术,而是从思想史的深层次来关照现实,以此拓展当代艺术的视觉维度。

胡志颖 红,1991,板上综合媒介,150×150cm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即1979年左右,胡志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参与到当时兴起的“伤痕美术”之中,以他的画笔呼应“拨乱反正”的社会运动,控诉了“”的种种暴行。不过,随着国门的日益开放,外来信息不断涌入,胡志颖受其感召与影响,很快就放弃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与表面的社会批判,开始了艺术的哲学思考与语言探索。整个80年代,胡志颖跟许多新潮美术家一样,都在向西方现代艺术取经,一方面借鉴其观念和语言,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将其转换为自我的文化资源,在本土落地生根。为此,胡志颖尝试过多种媒介,也探索过不同风格,包括画一些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写实油画,以及创作一些抽象水墨等等。但是,胡志颖的艺术真正明确创作方向,确立起自己的文化观念,还是从90年代以后。

胡志颖 玫瑰之名之三 2009

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与80年代已经截然不同。由于一场运动打破了80年代的文化理想,使艺术家们不得不走出原来的书斋和象牙塔,面对真实的自我与社会,思考当下的生存处境。与此同时,西方开始接纳中国当代艺术,通过民间渠道,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一条国际化之路。这种内紧外松的现实,形成了某种挤压,使艺术家不得不同时思考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问题。胡志颖正是在这样一个互文关系中,开始他的材料艺术探索的。可以说,胡志颖九十年代初做的那些材料艺术,既是对国际语言的一种尝试,也是将其转换为本土视觉资源的一种探索,而其内在的文化指向,则是生存的压力与精神的紧张关系。

胡志颖 艺术家档案——安塞姆·基弗 2011

如果仔细品读,我们可以从胡志颖九十年代初创作的那些材料艺术作品中,体会到他的焦虑与痛楚。正如他喜欢用血腥的红色为基调,以厚重的不同材质与颜料来塑造画面一样,其焦虑、纠结、痛苦、恐惧,以至于愤懑的情绪,已经溢于言表。事实上,正是这种内在的焦虑感与痛楚感,促成了胡志颖下一个阶段的创作,即90年代中期以后,以拓展内在精神空间为诉求的《文字》、《数学》、《天文》、《方程式》、《原子》,以及《内典录》等系列作品的诞生。不过,令胡志颖难以释怀的是,他的这种内在挖掘,不仅没有缓和心理的紧张和压力,相反,却将他带向一个暗淡的深渊,使其体会到了更加荒诞的存在。这也正是胡志颖转而投向文艺学理论与哲学思考,于1999年至2002年去往暨南大学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为的就是希望借助于理性的翅膀,展开自由的飞翔。

应该说,胡志颖攻读文艺学理论的经历,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关键点。由此带来的收获,不是改变了他的艺术思路,而是更加强化他的艺术观念,将原来的感性认知,变成了理性确认,更为形象、更为具体地呈现了出来。比如这之后他创作的《灵山》、《玫瑰之名》、《伸出你的舌头空荡荡》、《白月》等系列作品,将隐约的人物背景、机械构件、几何线条、神秘图腾等多种因素并置,强化其画面的冲突感与混杂因素,就是胡志颖对当代社会,以及现实人生的深刻感知与理性触摸。尤其是再之后创作的《人物》、《月中动物》、《月中金星》、《艺术家》、《哲学家》,以及《魔笛》等系列作品,将日月星空、人间百态、奇异图腾等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更是彰显了自然奇妙与社会万象。

这之后的胡志颖,继续向内挖掘,在问题意识中拓展,从由对现实的关照,升华至更高的哲学层面,相继又创作了《奥菲利亚》、《堂吉诃德》、《蒙难》、《人马记》、《三足鸟》、《圣母与》、《天使》、《亚当与夏娃》、《行者》、《圣徒的舞蹈》、《胡扬树与无名花》、《非同类》等系列作品。他从宗教故事、神话题材、民间传说,以及经典名著中提取资源,将自己的艺术导向形而上的层次,也把现实社会遭遇的诸多问题,引向了深刻的思想史领域。事实上,胡志颖一直在试图做这样的努力,即以思想资源来充实图像的意义与内涵,又用图像为思想提供感性的素材。为此,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而且还做了不少装置艺术与观念艺术。自1992年创作观念作品《伪望远镜》以来,胡志颖相继推出的《世纪遗恨录》、《新康德》、《安徒生童话》等装置艺术和观念艺术,与其绘画作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都是围绕着现实的困境与社会的顽疾,从思想史的角度寻找治愈方式与精神突围。

胡志颖 堂吉诃德先生之五 2014

纵观胡志颖的艺术,其实,将这些思想资源引入艺术内部,充实其价值内涵,丰富其视觉形象,是他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也成为了他的艺术特征。这个特征注定了胡志颖的艺术,不可能直截了当,一目了解,而更倾向于隐喻和暗示,具有弦外之意,虚响之音。而这些因素,正是艺术作品出现层次,产生深度的前提。如果我们面对胡志颖的作品时,会产生某种陌生情境,感到沉滞和艰涩,那是正常现象。因为胡志颖本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某种通俗符号与流行样式,而是不断在用一些象征的图像和隐喻的装置,阐释某些哲学观念。对于胡志颖而言,似乎只想为艺术史和思想史负责,也只想给自己证明。

事实上,险象环生的境遇,早就构成了胡志颖艺术作品的一个核心内容。这就像他涉及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意象的系列绘画,作品的表征往往还布满了繁杂的生命图腾一样。如此这般剪不断理还乱的表现方式,体现了胡志颖对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感受。而就这种现实感受来说,在他2007年之后创作的一批一批系列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在他的文艺思想与艺术创造中不断寻找超越的契机。这也正所谓“愤怒出诗人”,重要的是有愤怒,还有良知。只是对于胡志颖而言,这种愤怒和良知,已经被他转换成了某种文化理想,以及不断超越自我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