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绘画中，有一些特殊的象征性实例往往在画院画家的创作中出现。譬如，南宋画院画家马麟所画的《伏羲坐像》。

伏羲坐像

马麟祖籍为山西河中（今永济），后迁居浙江钱塘，其父为宋代著名画家马远。马麟为南宋宁宗嘉（1201—1204）年间的画院祗候，颇得宁宗赵扩、皇后杨氏的称赏。杨皇后常在马麟画上题句，如在《层叠冰绡图》中题诗云：“浑如冷蝶宿花房，拥抱檀心忆旧香。开到寒梢尤可爱，此般必是汉宫妆。”

《伏羲坐像》的构思可谓煞费苦心。此幅巨幅绢画表现伏羲散发披鹿皮赤足坐在岩石上，其足下有乌龟与八卦。画中人物造型自然，笔墨生动。伏羲面庞宽厚，双目有神，颌下黑须飘洒，神采奕奕。画石的笔法则较为粗犷，运用的是马家典型的斧劈皴。图上有宋理宗所书叙传，马麟在画面右下角以小字恭敬地题款：“臣马麟画。”

马麟绘制此像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1225年，南宋理宗赵昀（1205—1264）被权相史弥远拥立为帝，成为南宋第五位皇帝。理宗继位后的10年里，一直在史弥远的挟制之下，无法过问政务，只能听任史弥远弄国，遂使国势不振。1233年，史弥远死，宋理宗才开始亲政，并立志中兴，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1241年，宋理宗到太学作《道统十三赞》。此文赞的是伏羲等13位圣人帝君，伏羲是第一位。宋理宗将《道统十三赞》赐给国子监，成为治国理念。并命画家马麟根据内容进行绘制。当时共绘有13幅画像，但是今仅存5幅，即伏羲、唐尧、夏禹、商汤和周武王的画像，它们也是后来的清代乾隆时期南熏殿旧藏的《南熏殿图像》中唯一明确知道图像作者的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马麟创出来的《伏羲坐像》与流传至今的《宋理宗像》在相貌上较为相似。据元代刘一清撰《钱塘遗事》卷五《理宗政迹》所载理宗的相貌是：“龙颜隆准，临朝坐辇，端严若神。”又说“姿貌庞厚”，这和《南熏殿图像》中的《宋理宗像》是接近的。马麟以理宗形象为基础来创作伏羲像，显而易见，是为了将理宗的相貌进行神格化。由此可见，马麟不但画艺高超，而且十分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堪称史上最能揣摩圣意的画家。既然宋理宗在其所作的《道统十三赞》将伏羲赞为位居第一的圣人帝君，并使其成为治国理念。那么，这种在相貌上的传承，在宋人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伏羲坐像》虽然在基本特征上属于写实性图像，但是由于与《宋理宗像》的密切关联，故而《伏羲坐像》又具有了象征性特征。即象征宋理宗是道统的传人，他的即位是正统，系天命所归。

聊到善于揣摩圣意的画家，明代有一个更为有名的故事，出自明代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其卷十四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召集画工为自己画像，但是画出来的都不能令他满意。有位画工写生本领很高，自认为皇帝见了一定会奖赏，等到进宫给皇帝看了之后，也不合适。一位画工终于揣摩出了皇上的心思，他在将朱元璋画得较为相像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穆穆之容”，即雍容端庄的样子，这才呈上。皇帝看后非常高兴，诏令照这幅画的样子再画几幅以赐给各王。作者陆容认为，原来是皇上的想法早已存在，只是其他的画工不知而已。

这一记载后来被好事者添油加醋，甚至编出了这样的故事，在南京一代流传甚广。即一位聪明的画家为了让朱元璋满意，就按照朱元璋平生最为佩服的唐太宗和宋太祖的画像来画朱元璋，最后画出来的画像就是一幅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的合体像，自然英明神武。这能不称旨吗？却着实难为了这位会拍马屁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