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土了超大量的竹木简牍，又出土了罕见的帛书。最著名的，要推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和1942年长沙库出土楚帛书。按时序，库出土帛书要早三十多年。那么以知名度而言，应该是库帛书更有名，但实际情况正好反之。马王堆帛书又名《战国纵横家书》，其文字内容记录的是舌辩之士的鼻祖、战国时佩六国相印的权谋纵横家苏秦的语录书信，而库帛书的文字内容则是以四时十二月令为代表的宇宙生成内容和日月、四季、历法、禁忌等问题。而且还画有十二个神怪，称得上是图文并茂的极罕见的文献。

司马迁所未见的珍贵史料

马王堆帛书出土之时，中国学术环境恶劣，本来应该没有多少人关心它的价值。但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帛书的面世吸引了许多时间充裕又学问精深的历史学家的关注。更由于经历几千年岁月、保存于墓室的原物折叠破损的现象严重，但有赖于其后拼接复原和释文工作，学者们忽然发现这是一份失传的极贵重的历史记录、甚至可以补《史记》之阙失的重要文献。著名学者唐兰更有长文《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点明这批文献持久被收藏又被长期埋入地下，连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亦未见过，故而《史记·苏秦列传》的许多谬误，赖此才有改正的可能。以唐兰在学术界的威望，明确说这是当时第一手资料，判断苏秦的传记“在见到这部被埋没了两千一百多年的重要资料以后将需要重写”，这样的定位足以让学术界感到兴奋。

《战国纵横家书》（局部）

《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前14章是关于苏秦的谈话录和书信；后5篇为战国其他文书；再后8章中，是掺杂苏秦文书和其他相关文书。据文字推断，应是秦始皇立国后、焚书坑儒之前，“书同文”之前所辗转抄录。许多文字字形还是战国楚系文字的孑遗而非秦篆，此外，由于地处湖湘楚蛮之地，抄本中有关于零陵地名之述，因零陵距长沙不远，在地域上也显得合情合理。对照整个篇目书迹，有10章又见于《战国策》、8章见于《史记》；重复并计，有11章都是著录过的文字，另有16章则未见记载，当属佚文。《史记》、《战国策》皆为西汉时著作，那么这批抄录文字中有零星部分即是后来司马迁、刘向著书时据以参考者，而其他则未在引据之例。但就《战国纵横家书》的全篇抄录内容言，司马迁和刘向应该也没见过。唐兰先生的论文有此标题，点出了这份帛书文件的珍贵之处。尤其是司马迁《苏秦列传》，有了这个帛书文献，几乎要大幅修改了。而司马迁之所以会谬误，我推测这些文件都是私密的书信和谈话记录，当时应该是保存在苏秦的追随者和手中，苏秦死后文件逐渐流散，辗转抄录，“其事大泄”，开始传播于世，其纵横家翻云覆雨的形象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但并未都入司马迁、刘向之眼。更多参考的是早已流传的苏秦“合纵八篇”，这才有了后世司马迁《史纪•苏秦列传》给予我们的一个基本印象。于此有研究的，过去已经有杨宽、徐中舒等战国史专家；现在长沙马王堆帛书一出，更可以确保专题研究更深入了。

战国职业书家的手笔

《战国纵横家书》是一个战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抄录本。从书法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当时的诸侯王宫或民间私学中，可能有专司抄书的“书吏”“书佐”“楷书手”一类的职位。东汉官府有“书佐”、唐代六部设有“楷书手”，专司文字抄录。检诸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是抄录而成。杨宽先生认为它是“战国纵横家游说词的辑录”、又指它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种纵横家言的选本”，它当然不可能是苏秦自己手书，而是有专司书写、辑录、选编的文字写手。在当时，他们应该就是“书法家”，是重要文字的传播者。至于是否落脚到苏秦？是否“学长短”（语出《酷吏列传》，今天叫搬弄是非亲疏权谋）？是否涉及“长短纵横之学”？那是历史学家关注而书法家却未必关注的事。而仔细研究这篇《战国纵横家书》的书写水平，笔画结构，分行布白，却是相当专业的姿态。谓为战国时的职业书法家，不为过也！

战国时有没有“书佐”？史无明载。但据这篇帛书的篆隶交替的水平论，应该是专门家的手段，那么自然应该信其有。其实不仅仅是帛书，流传至今世的竹木简牍上有许多重要文献，书法精微细密，非行家莫办。那么，“书于竹帛”之“书”，即使在上古时代没有书法家时，也必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书写高手——亦即相当于今日之书法家，而不会是笼统的民间庶民身份而已。于是，一段时间里关于“民间书法”的时髦语，或许也要经受再一次的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