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册（局部）翁方纲（清）

从帖学展再看“碑帖融合”

——“平和守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帖学书法特展”侧记

在这个展览上，既有清初期的王铎、傅山等，清中期的刘墉、翁方纲等，清晚期的郭尚先等帖学书法家，又有颇具书法造诣的翁同龢、金榜、陆润庠等科举状元，以及吕潜、张问陶等清代巴蜀籍名家之作。即日起至8月27日，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办的“平和守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清代帖学书法特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继2020年馆藏清代碑学书法特展之后，对馆藏书法整理成果的又一次专题集中展示。

展览分为“晚明余绪崇董风尚”“崇赵尊唐帖学鼎盛”“守正固本帖学式微”“以书取士状元书法”“菁英迭出巴蜀帖风”五个单元，集结了馆藏清初期王铎、傅山、宋曹、査士标，清中期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成亲王（永瑆）、铁保，清晚期郭尚先、吴荣光、林则徐等帖学书法家和颇具书法造诣的翁同龢、金榜、陆润庠等科举状元，以及吕潜、张问陶、卓秉恬等清代巴蜀籍名家的书法作品近80件（套），同时辅以馆藏清拓《三希堂法帖》等公私刻帖拓本进行展出。

清初书法艺术承接晚明余绪，主要体现为晚明变革书风的延续与明末董其昌书法的推崇。“晚明余绪崇董风尚”单元展出馆藏清代初期王铎、傅山、宋曹、担当等遗民书家及査士标、沈荃、陈奕禧等崇董书家之书法墨迹。王铎、傅山等为代表的晚明帖学鼎革运动的书法家，钟情于草书的创制，上追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先贤之法，博采唐、宋、元诸名家之长，以多样性的临帖方法和提倡个性、反对束缚的思想，对传统审美要求展开实践创新，形成了纵横豪迈、狂放真率的浪漫主义书风。董其昌是明代帖学之集大成者，他承袭宋元书风，将文人书法雅正清丽、秀逸多姿的审美品格发展到极致，成为继元代赵孟頫之后的又一座书法高峰。以担当、査士标、沈荃为代表的大批董其昌书法直接或间接传人，入清后以不同身份成为董氏书风的忠实传播者。其中，出仕书法家以沈荃为典型，他将董氏书法的风格与技法完整地传入清廷。康熙帝擅长书法，又以沈荃为师，亦极为推崇董其昌，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专仿香光（董其昌）”的崇董风尚成为清代前期的书法主流。

乾隆初期，推崇董其昌书法之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方面，董其昌书法极度流行后的转向是必然的发展规律；主观方面，新兴书法家的视野逐渐拓展，取法对象势必会从单纯学董投向董氏以外的其他书法家。乾隆帝受祖父康熙帝影响亦喜爱书法，与祖父不同，乾隆帝极为推崇元代的赵孟頫，“于是香光（董其昌）告退，子昂（赵孟頫）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崇赵尊唐帖学鼎盛”单元重点展出馆藏清代中期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成亲王（永瑆）、铁保等帖学书家的作品。乾嘉时期，文人士子学习楷书大都从唐碑入手，然无论是宗法欧阳询、颜真卿还是柳公权，最终的形貌与风格基本都以赵孟頫为归宿，这种被称为“欧底赵面”或“颜底赵面”的书法面貌成为当时官家书法的风尚。乾隆中期开始，清代帖学书法走向鼎盛。一方面帖学书家扩大了取法范围，使帖学书风呈现出繁荣和丰富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帖学书家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将帖学书法的技法原则与审美取向引入新的境界。乾嘉两朝，出现了一大批颇具影响的帖学书法名家，这些书法家崇赵书，尊唐楷，尚帖学正宗，书风各具风韵，共同构建了清代帖学书法的高峰。乾嘉时期，清代帖学书法走向高峰期，与此同时刻帖之风也相应繁荣，公私刻帖之举可谓空前。

道光以降，随着碑学理论的兴起和碑派书风的强化，帖学由盛而衰。虽帖学式微，然而由于皇权贵族倡导与官僚士子秉持帖学正统意识，晚清传统帖学的继承者仍大有人在，他们重传统，不脱正统帖学的畦町，使之重帖书风未成绝响，得以绵延。“守正固本帖学式微”单元甄选馆藏英和、郭尚先、吴荣光、林则徐、陈孚恩等晚清书法家之作进行展出，一大批官僚文人维持风雅，守正固本，宗“二王”，法欧、颜、柳、赵，承米、苏、董，勤临阁帖，书法造诣亦各具风韵，为世所重。

“以书取士”是清代科举制度的突出表现，书法的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考生干禄求仕的成败，工书善端楷成为广大士子科举应试的敲门砖。因此，“以书取士状元书法”单元展出金榜、翁同龢、姚文田、林鸿年等清状元的书法作品。基于科举应试、干禄实用之目的，故清代状元书法尊崇帖学，习“二王”，宗唐宋以来诸家法书，强化“馆阁体”，追求工整端雅的楷书风范，崇尚平和中正的审美基调。状元书法的风尚流变基本与帖学书法相一致，因帝王好恶，随朝变迁，在不同时期亦呈现出一定的审美差异。

此外，“菁英迭出巴蜀帖风”单元集中展出了馆藏吕潜、张问陶、卓秉恬等清代巴蜀籍书家的书法作品。清代巴蜀地区书法艺术的发展概况与整个清代书法历史脉络保持一致。前、中期的书法以帖学为主流，帖学书家崇尚法帖，普遍受到董、赵书风的影响。吕潜、张问陶、卓秉恬等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巴蜀籍菁英，这些文人士大夫潜心帖学传统，书法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又各具风韵，虽不完全以书名世，但书法造诣与同时期的书法名家相较，亦不遑多让。清代后期，在碑学新风的大背景下，巴蜀地区的碑派书法亦日趋流行，此时精研有成的书法家大多归于碑派阵营。尽管如此，巴蜀书家中也不乏固守帖学者，以李惺、石彦恬、江国霖、徐昌绪等为代表，仕途均从翰林院起家，书法端庄俊雅、兼具馆阁习气是他们审美取向的共性。这些巴蜀地方书法家的书法成就与影响，成为区域文化繁荣的重要推动力。

围绕和把握帖学、碑学两种书法概念、审美取向及创作实践，是后世认识和研究清代书法史及流派体系的重要方式。不过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虽然帖学与碑学是清代书法艺术演进中客观存在的两大流派体系，但二者并不是绝对的分庭抗礼与割裂对立，即清代书法史上，作为帖派书法大家同时又是研究金石碑版的学者大有人在，而几乎所有以碑学书风名世的书家都受过规范的帖学书风训练。清末，已不乏保持冷静的书法家，力倡“碑帖兼容”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主张，从而又将书法艺术推向了新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