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扬州，个园。周春芽每年都来踏春，既看望老朋友，也寻找新灵感。图/李伟

19年来，年年春天，周春芽都要到江南走一趟。在江南，他找到了题材、笔触和色彩，于无边春色之中，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艺术旅程。

成都人周春芽，有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江南情结。

1999年，朝夕相处的德国黑背“黑根”病死后，他伤心到一度无法画画，于是跑到江南散心。这一来，在生机勃勃的春天里得到了安慰，更找到了新的题材、笔触和色彩。从此，每年农历三月，他都要跑一趟江南。先是从精致的苏州开始，最近四五年喜欢更有野趣的扬州，今年则先从无锡开始旅程。烟花三月，一身轻装，看园林、看桃树、看丑石，像看望一群老朋友。

江南风物，已经被他画到画里的，是知交故友，年年要来拜访，相当于致谢还愿。而岁岁年年人不同，随着阅历增长，每年免不了又会发现新的“刺激”，促使他开始又一轮创作。古画是他的蓝本，但不是用来传模移写的，他要创造自己的中国画。

周春芽画江南题材，最早从太湖石入手。文人画石追求写意，寄托的是一种风骨。留学德国归来的周春芽，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点与德国表现主义注重内心情感表达的相通之处，通过“太湖石”系列，他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对文人志进行了全新的当代表达。那种暴力的感觉，前所未见，是石头隐藏了千年的秘密，一下子在他的画里爆发了。

周春芽《个园II 》，2017年，布面油画，210x320cm。近年来，周春芽越来越向中国传统寻找灵感和力量。

陆游《闲居自述》有言：“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在熙熙攘攘的片石山房，周春芽岿然不动，长时间地与明末清初画坛巨匠石涛叠起的丑石对视，随着天色变化，看它们由白转黑，由轻松变沉重，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这几年，他开始画黑离离的石头，是真了解了何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成了石头的知音、石涛的知音。在2015年创作的《仿石涛画》中，周春芽题字道：“三百年前石涛公，想见其与我同。旧曲新翻唱杨柳，颠倒古今如梦中。”

同一年完成的《扬州女子》，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吸引了马云专门来看。画中绚烂的桃花是瘦西湖边的一株，今年周春芽又来找寻，竟然遍寻不见，失落之余，更体会到重逢与失散都是人生应有之义。

问周春芽江南桃花与成都龙泉山桃花有何不同，他说：“江南春天的内涵可能要稍微多一点，因为文化积淀，他们关心的事情要多一点。”

周春芽《三月瘦西湖》，2015年，布面油画，200x150cm。

从太湖石到桃花再到园林，周春芽关心的事也越来越多，他的构图更复杂了，笔触更狂了，颜色更怪了。他总说自己图的是安逸、画的是“安乐椅”，但那份与大师“攀比”的野心、那种由艺术冒险造成的危险感觉却一直都在，并且与日俱增。

当形容什么东西好的时候，周春芽喜欢说它“刺激”。近年来他生活自律、注重健康，但骨子里仍是一个狂性不改的冲动派与冒险家。用艺术，他反对惯性，反对平庸，反对从众，反对得过且过。透过文化的滤镜，他画风景，万物活灵活现。

艺术家很弱小，能解决的都是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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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烟花三月下扬州，你每年都会来江南吗？

周春芽：我从1999年开始每年到苏州，而扬州也连续来了四年，今年是第五个年头。这两个地方算是最有代表性的，扬州的感觉跟苏州不一样，苏州游客比较多，园林更精致。扬州的园林，像这个（个园），比较野一点，石头有点怪。扬州的花也是最有特点的，集中在瘦西湖附近，而且花期每年都在三月底或四月初，所以我来也是选择这个时间来。今年来得晚了，花稍微开过了一点。

《新周刊》：园林什么时候开始在你的作品里出现？

周春芽：从“太湖石”系列开始。但是画太湖石的时候，我只是关注石头的色彩、造型变化。把园林作为主题，是最近七八年的事。园林是把所有风景都集中缩小在一个地方，有石头，有水，有花，有树，有草，它需要重新布局、构图，相当于一个创作。它不是自然形态，而是人工组合，所以画园林可以画得比较丰富。

苏州太湖石，2000年，布面油画，150×120cm。

《新周刊》：你是如何表现园林的？

周春芽：园林最初都是私家园林，除了把所有风景都集中到一块儿，园主人的私人生活，还有一些公务，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在园子里进行。以前的人经常在里面喝茶、开会、聊天，所以园林是中国、经济、文化、艺术的集中缩影，它不仅有竹子、亭子、房子、石头和水，还有很多人文含义。

现在园林成了公园，大家都来看它好看的外观。但如果只是单纯去表现园林的漂亮，我的艺术就算失败了，我的重点还是艺术上的借题。石头、水、山、树、花集中到一个点上，都是为了方便我画出我的画。如果我没有自己的色彩、用笔、构图，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我只是借助了园林这个元素，关键是我的艺术怎样去打动别人。

《新周刊》：你与江南的感情和缘分好像都很深？

周春芽：最近几年，我的题材在江南，整个感觉也都在江南。艺术是你一定要喜欢它，爱它，对这个事冲动，才会搞好，如果你对自己所表现的题材、人物、风景不去爱，不去深刻体会，创作是做不好的。七月份我就要彻底搬到上海了，我决定把整个晚年都放在上海。我妈妈是上海人，我对江南也有感情，你要让我去北京我就真的没有任何感觉。

《新周刊》：江南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选择上海？

周春芽：上海只是离江南近一点，它还是一个国际大都会的节奏，我到上海去有一点隐居的感觉。在成都生活这么多年，盘根错节的关系很多，别人老来找你，其实是很累的。人的精力太有限了，人的生命也有限，我想抓紧最后时间多画一点画。

周春芽 上海豫园小景之一 2013年 布上油画 200x250cm。

《新周刊》：中国这么多画家，对你影响最深的是谁？

周春芽：石涛、朱耷、髡残、弘仁，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更早的黄公望、王蒙也非常有意思。古代的喜欢的就太多了，他们对自然、对人的那种感情流露，都影响了我。我比较喜欢艺术家在笔墨上抒发他的感情，而不是完全画他的对象。

《新周刊》：江南文人的生活有没有哪一部分是你特别欣赏或羡慕的？

周春芽：江南人的修养比较含蓄，比较深，中国古代很多文人艺术家都出自江南。可能这个地方的人生活方式比较讲究，节奏比较慢，注意读书，饮食也讲究。

《新周刊》：江南会不会有一种远离权力中心的倾向？

周春芽：很多古都在江南，从宋始，江南一直是、经济、文化中心，只是清代中心在北方比较多。现在南方可能离首都远一点，但通信、交通的发达让你什么都躲不开。不像八大山人，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搞艺术，他很清高，现在是不可能了。现代社会节奏非常快，人的空间距离非常近。扬州园林的感觉在当代社会里是非常少见的一种感觉，我之所以去表现它，是希望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重新打量和向往。

《新周刊》：你说过，从德国回来以后重新看待了中国传统文化。

周春芽：就是补课。从上世纪50年始，中国经历了差不多30年的封闭，对世界上的事一无所知，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了解。直到80年代中国开始慢慢开放，我去德国留学，了解了国外的艺术发展，回到中国后才开始了解我们的历史。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学不了多少东西，但这对艺术家来讲不一定是坏事。比如我就是用一个复杂的方法去看园林、风景、人物的，这种复杂对艺术来讲是一笔财富。

周春芽 豫园五景之五，布面油画，2012年，272x275cm。

《新周刊》：江南的春天跟成都的春天有什么不一样？

周春芽：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成都桃花开得要早一点，但是这边感觉要丰富一点。在成都我们去龙泉山看桃花，然后吃饭，大多数老百姓打麻将、喝点茶。但是江南春天的内涵可能要稍微多一点，因为文化积淀，他们关心的事情要多一点。

《新周刊》：这趟有什么新发现吗？

周春芽：我来扬州、苏州，其实更多是来联络感情的。前年画的那棵树还在不在？我曾经画过一幅《扬州女子》，里头那棵树后来一下就没有了。还有瘦西湖旁有一棵大树，是桃树里最大的，今年一看花没有开好，心情就……徐园里有一棵桃树造型也特别有意思。其实我是来会朋友的，朋友是一棵树，丑石也每次都想来看一下它。不一定能马上有什么收获，我今年的收获可能是前年的感觉，更多的是表达情感——哦，还在还在。

《新周刊》：你还是相信万物有灵？

周春芽：绝对有灵性。万物有姓、有名、有情感，你稍微忽略它，说不定过两天它就不在了。而且每个季节来，它都不一样。花开跟花谢的时候来，它都不一样。如果花谢了的话，它看了你都不好意思。晚上看丑石也不一样，白天石头是很亮的、白的，但现在你觉得它是很沉重、很复杂的感觉，就觉得有事要发生。

《新周刊》：当选择要画的东西，你是选喜欢的，还是说觉得刺激但不是很悦目的东西也要去表现它？

周春芽：这个跟心情变化有关。我昨天在无锡的园林里刚好遇上下雨，那个石头就变成黑的了，今年我就想表现黑色的石头，其实更多的还是表现自己对色彩的看法。我在考虑色彩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完全是以自己的心理冲动行事。中国传统艺术家表现石头不会像我这样，但用黑色来画太湖石时我也不会想到西方。

周春芽《瘦西湖春色》，2015年，布面油画，250cmx200cm。

《新周刊》：面对江南美景，文字工作者脑海中会蹦出一些诗词，在你这会蹦出什么来？

周春芽：色彩、线条、构图，我蹦出来的全是绘画语言。刚才都构好一个图了，全部是黑的，石头是黑的，水也是黑的，这就是艺术家跟普通人看物体的方式不一样。

艺术家很弱小，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能解决的都是个人内心的问题。但是艺术家也没有什么可悲观的，如果你的作品能感动人，能留下来，像《千里江山图》那样让大家排四五个小时队去看，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