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高文（Michael Govan）自2006年起担任美国西部最大的美术馆、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的馆长兼CEO。任职十年中，美术馆的年度观众参访人数增长逾100%、展厅面积和艺术项目翻番。

麦克•高文参与策划过一批在美国重要的艺术展，包括 《毕加索与里维拉：跨越时间的对谈（Picasso and Rivera: Conversations Across Time）》、《詹姆斯•特瑞尔回顾展（James

Turrell: A Retrospective）》和《丹•弗莱文回顾展（Dan Flavin: A Retrospective）》等。

麦克•高文还担任过纽约市迪亚艺术基金会（Dia Art Foundation）的总裁和古根海姆美术馆副馆长。目前担任华盛顿国立博物馆和马塞诸塞州克拉克艺术学院董事会成员、并曾经担任匹兹堡安迪•沃霍美术馆和马塞诸塞州当代艺术美术馆的董事会成员。

吴可佳：感谢您接收FT中文网谈艺录的采访。过去几十年中，您给纽约及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圈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而您在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担任馆长兼CEO也近十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一起谈谈您过去十年为美术馆带来的各项改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我们聊一下贵馆最近举办的《毕加索-里维拉（Picasso and Rivera）》的展览。这个展览举办的初衷和策展思路是怎样的呢？

麦克•高文：我职业生涯中策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关于毕加索——毕加索和伦勃朗的版画。策展时我发现毕加索花了大量精力研究西方古典艺术。我本人是艺术家出身，之后转为艺术史学家。我知道艺术家往往比收藏家花更多时间研究古典艺术，因此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

我曾与墨西哥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站在一幅LACMA所收藏的里维拉（Diego Rivera）绘画前：Flower Day (鲜花日)——里维拉所创作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她说：当里维拉创作这幅油画时，他将古代印第安人雕像的主题复制到了这幅油画中。我说，这个很有意思，我对毕加索的创作也有类似的研究，我们应该做一个展览，因为毕加索和里维拉有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她后来搬到美国，到LACMA工作，我们花了多年筹备这个展览，讲述两位艺术大师在欧洲特别是巴黎，在先锋艺术（Avant Garde）潮流中紧密合作，进一步发展立体画派。在上个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又回到具象绘画，从古典艺术中获得灵感。对于毕加索而言，他是基于伊比利亚、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艺术，并审视自己的创作内容。对于里维拉而言，他则从中美洲的古典文化当中，重塑了墨西哥的形象。

里维拉（Diego Rivera):Flower Day (鲜花日)

在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展览并不多见，特别是将古代中美洲艺术与希腊及罗马的古典艺术相对照也是富有创新的。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美术馆一个富有实验性的展览，跨越时间地考察艺术，并呈现未来的美术馆是怎样的。

吴可佳：特别是许多人对于毕加索和里维拉如何合作也并不熟悉：毕加索是最重要的西方现代艺术大师；而里维拉是拉丁美洲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们之间艺术的对话也是很有意思的。

麦克•高文：当你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你会感到某些时候有着非常美丽的混淆（beautifully confusing moments），不仅是里维拉复制毕加索；毕加索也复制里维拉的作品。当人们更多地了解历史的上下文，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艺术对话更有趣。

吴可佳：您于2006年担任LACMA的馆长兼CEO，迄今已经十年。您如何看待自己过去十年的工作？特别是给美术馆带来了哪些重要的改变？

麦克•高文：我很享受过去十年在洛杉矶的生活。我之前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度过，也非常喜欢纽约，那时主要专注于现当代艺术领域。但是今天的洛杉矶是一个迅速变化的大都市：它是美国第二大城市，或许今后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位于环太平洋带（Pacific Rim），与亚洲、拉丁美洲近邻，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引领了当今全球的新秩序。洛杉矶是环太平洋带中最富有多元文化的城市。当你在洛杉矶，你能感受到整个世界，你能感受到中国、韩国、日本、拉丁美洲和欧洲。LACMA作为美国西部最大的美术馆——比纽约的MoMA更大，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美术馆——比MoMA更年轻。

因此我想，这个美术馆如此年轻，仍处于一个转型期，我们能为这个美术馆带来改变，将它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21世纪大型综合性美术馆。因为它的馆藏不仅仅有现代艺术，还有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我觉得这在洛杉矶如此多元文化的城市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非常享受过去十年在LACMA的工作。

我们美术馆这十年的访客量翻番，美术馆的展览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美术馆70-80%的展览是其他艺术机构巡展过来的，现在70-80%的展览是自己独立策展的，并向外出借展览。我们向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形象，从洛杉矶的角度告诉公众我们对什么样的艺术话题感兴趣：其中即包括与洛杉矶本身相关的艺术，也包括全球性的艺术。

如果你十年前来过LACMA，今天再次来访，你将无法辨认这里。我们有好几栋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新展馆，并开辟了一个公共广场。广场上有艺术家克里斯•波顿（Chris Burden）创作的公共艺术装置《城市灯光》（ Urban Light）。这个装置坐落在美术馆前，包含202个洛杉矶市1920-30年的街灯。现在这个装置可能是公众在洛杉矶拍照最频繁的城市标志，比好莱坞山上》Hollywood》的标志更受欢迎。

当我们搭建大地艺术家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的大型户外装置《悬浮质量》（Levitated Mass）时，我们将一个350吨的巨石用一个拥有202个轮子的大型运输车从郊区拉到洛杉矶市区，当时成了洛杉矶市的一道风景线：人们纷纷涌到街头争相观看，就像19世纪时古埃及的方尖碑在纽约树立时的场景。这也是我们与历史展开的小游戏：这块由当代艺术家移到美术馆的加州巨石、具有古埃及巨石的尺度——它是一个纪念碑，但又是一种不同意义上的纪念碑，不同于向古埃及法老或王后致敬的方尖碑，这块迈克尔•海泽的巨石装置具有往内走的一致性，它是关于每个观众的自身体验，而与外在的事物无关。因此具有非常现代性的观念。

我觉得像这种为纪念碑式的作品带来崭新并富有当代性的视角是很有趣的，是在嬉戏博物馆的历史。因为博物馆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

麦克•高文和好莱坞明星

吴可佳：不同的美术馆给予自己不同的定位。大都会美术馆称自己为《收藏家的美术馆》和《百科全书式的美术馆》、惠特尼美术馆称自己为《艺术家的美术馆》、MoMA称自己为《现代艺术最重要的美术馆》。当您2006年担任LACMA的馆长兼CEO并展开长远规划时，是如何给LACMA一个新的诠释呢？

麦克•高文：我可能无法用一个词来进行概括。当你看这些大型的、百科全书式的美术馆——从历史的相关性而言，它们像百科全书，你在时间这条线上填空，直到填满为止。这种方法是错误的：你永远不可能填满所有的空点，因为这个世界太大、太复杂了。

在这间美术馆，什么都是可以发生的，我们不仅有绘画、雕塑、刀叉勺子、筷子，还有电影、影像和其他媒介的艺术。因此我希望以开放的形式来拓展美术馆的可能性。而我常常说将艺术史上下倒置，或者从后往前倒转。我们生活在现在，而不是过去，因此美术馆不应当从过去开始：美术馆应该从现在开始，讲述当今的艺术，当我们每天醒来时能够感觉到我们是谁，然后找回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构建历史，时间是有延展性的，美术馆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对于美术馆的理想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富有穿透力的，可以容纳多种艺术项目，有点像古代哲学中《流动、变化的概念》，不断地流动、变化。事实上，我们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不断地轮换展览我们的永久馆藏，因为讲述艺术史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不应当仅用一种方式来讲述艺术史。我希望LACMA能够成为一个流动、变化的美术馆，并不断地发展。

吴可佳：我看到贵馆的长远规划中，其中一个战略目标是建立最好的馆藏。目前洛杉矶的当代艺术领域非常活跃，而您也有很强的当代艺术工作背景，您计划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同时又保持贵馆当代艺术及其他艺术的平衡性？

麦克•高文：你不能什么都做，我们会精心挑选在哪些领域中做到最好，有的时候你需要创造一个新的领域。比方说，十年前，在我们做《加利福尼亚设计》大展之前，没人知道什么是《加利福尼亚设计》。这个展览后来广泛借展到欧洲和亚洲多个地区。现在二十世纪中页的《加利福尼亚设计》已经成为区别现代艺术的一个新领域。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当代艺术的美术馆。我们只有五十年的历史：美术馆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在喧闹不安的六十年代，大量的当代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那时我们是洛杉矶唯一的大型美术馆，从创立的第一天起，美术馆就持续地展示当代艺术。

因此美术馆包含了现在、未来与艺术家三个概念的融合——洛杉矶艺术家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Baldessari）设计了LACMA的标识和我的名片。我并不觉得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平衡是矛盾的，因为我认为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是美术馆的一部分。例如像约翰•巴尔代萨里这样的当代艺术家为雷尼•玛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展览设计了我们现在坐在上面的、有蓝天白云图案的装置——这中间也有艺术史的上下文。我还邀请了另一位著名当代艺术家霍黑•帕尔多（Jorge Pardo）设计了美术馆古代美洲暨前哥伦比亚时期艺术的展厅。

我想摆脱《当代艺术》这个词，因为这个领域是不断变化的——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而只想讨论艺术和艺术家。因为你如果想到艺术家在历史上创作艺术品，他们在某个时点上都是《当代的》，那么你就为所有的艺术史创造了新鲜感。我想让古老的艺术重新酷起来，让人们感受到，古代玛雅文化创作的巨石与当今洛杉矶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同样充满活力、富有人性和创造力。

在我们的文化中，将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是快乐的，我们也习惯如此。如果你想到互联网和它给人们带来的大量信息，年轻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并没有严格分类。在数字时代，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被进一步打乱，全然不同于19世纪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走向的传统认知。如果你再看许多其他的文化，例如古代玛雅文化、或者古代亚洲文化，时间不是一个箭头，并不一定从开始到结束线性地发展，好比阿兹特克历（Aztec Calendar）就是一个圆圈，不断重复，这是时间的另一个模型，或许和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关于时间的韧性更为接近。

将不同的艺术品混合在一起，将艺术品的门类打乱，是我们能够在美术馆所进行的有趣的尝试。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如果付诸良好的实施，将会像音乐那样和谐地呈现。

吴可佳：也是在富有创造性地改写艺术史。

麦克•高文：对，并提出新的问题。因为艺术史不是固定的，甚至任何历史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这当然不容易向人们解释。我常常说，作为人类我们创作艺术的历史有三万五千年，而美术馆的存在只有几百年，当然美术馆会持续变化，因为它们是人类新的发明。

吴可佳：这些年当代艺术的价格不断攀升，给您的工作又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麦克•高文：全球艺术品市场呈现大幅增长，艺术品收藏变成了一件主流的事情，艺术品价格越来越昂贵。我们美术馆馆藏的建立与扩张完全依靠捐赠，我们并没有购藏基金的预算，美术馆内的每一件艺术品都是某位人士捐赠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是一个体现艺术界慷慨捐助的公器。我们依靠那些有实力购买艺术品的人士、并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将艺术品捐赠给我们。作为美术馆，我们无法主动参与今天的艺术市场。

与此同时，艺术品市场也在不断地变化。现在你能以比数年前更少的资金购买一幅欧洲古典油画，而当代艺术品的价格则持续攀升。

最近我们收入了一幅日本18世纪晚期的屏风，可能是由圆山应举创作的，非常精美，比当今洛杉矶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要低得多。当然我不是在批评洛杉矶的艺术家——由于市场偏好的变化，我们能够发现那些价值被低估的艺术品，并较为容易地将它们纳入馆藏。

吴可佳：现在我们来谈谈洛杉矶。您之前提到了这个城市的活力，以及美术馆与洛杉矶市的紧密关系。您认为好莱坞对这个城市有主导性的影响吗？

麦克•高文：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宣传与营销，人们往往将洛杉矶的形象与好莱坞联系在一起，这无可厚非。事实上，大量创意产业的人士居住在洛杉矶，因为这里的电影行业。而许多艺术也在电影创作中产生，因此洛杉矶是一个创意产业中心。早在90年代初期和2000年左右，众多当代艺术家就喜欢生活在这里，因为电影剪辑工作室和最好的设备都在洛杉矶，现在大量的当代艺术都集中在影像领域。

人们往往不知道的是，洛杉矶周边也聚集了诸多重要的艺术院校，包括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等，都培养了好几代生活在洛杉矶的艺术家。

好莱坞现在已经变得全球化，很多制片公司在其他城市也有分部，而许多视觉艺术家选择搬到洛杉矶居住。此外这个城市的音乐产业也很发达。这里创意产业的不同领域发展平衡：艺术、建筑、设计、电影、音乐。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猜测，如果你把这些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都包括进来，目前生活在洛杉矶的艺术家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多。

整个洛杉矶社区富有巨大的活力，我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因为我喜欢生活在艺术家中间，这种《创意汤》（creative soup）带来无尽的能量，而这能量也使我们这家美术馆更为自由、更富有创造力。

吴可佳：我猜这也是贵馆的展览往往与其他美术馆展览不同的原因，比方说，你们举办的、备受欢迎的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电影作品展。

麦克•高文：十年前当我来到LACMA的时候，艺术与电影的重叠是很少的：美术馆在这里，电影博物馆在那边。美术馆董事会成员与电影行业毫无关联。作为一个外来的新人，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许那时我对于洛杉矶有一个浪漫的想法，以为艺术家和电影人成天泡在一起。当我意识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时候，就将美术馆的一部分宗旨做了调整，希望把艺术界和电影界连接到一起。

我们做了各种努力：我和马丁•西克塞斯（Martin Scorsese）进行了一个公开的交流。我在美术馆首先做的就是取消那时馆里规模很小的电影项目，当时员工们都不满意。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重塑这个项目。那会儿，电影项目在LACMA微不足道，没有资金支持。我想：我们必须对此改头换面。我们就从头开始，与其他的机构合作，联络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的负责人，邀请他们加入美术馆的董事会，例如华纳兄弟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特里•塞梅尔（Terry Semel）。我们还创立了一个年度活动，叫做《艺术与电影》，每年表彰一位电影人和一名艺术家。第一位接受此荣誉的电影人是克林顿•伊斯坦伍德（Clint Eastwood）、艺术家是约翰•巴尔代萨里。最近一次我们表彰的是电影导演兼制作人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和艺术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这个活动将电影与艺术结合在一起，为LACMA筹款，而时装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元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还策划了一系列与电影有关的展览。我们将MoMA提姆•波顿（Tim Burton）的展览带到了LACMA，因为提姆•波顿在洛杉矶读的高中，他的高中艺术老师出席了展览的开幕仪式。之后我们举办了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展览、著名墨西哥电影摄影师加布里埃尔•费格罗阿（Gabriel Figueroa）的展览，我们又于近期举办了知名墨西哥和美籍电影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的个展。

这一系列的改变为美术馆带来了新的活力，并将艺术圈与电影界联系到一起，我们已经成为艺术与电影话题的中心。两年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奥斯卡主办方）将在LACMA旁边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博物馆。那时，艺术与电影将真正地结合在一起，全球各地的人们来到洛杉矶，会在这里看到电影、新媒体、艺术与剧场。而新媒体也是当今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

吴可佳：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创作富有很强的跨学科性。

麦克•高文：的确如此，并且不同领域的边界都在逐渐瓦解。居住在洛杉矶的英国艺术家塔其塔•迪恩（Tacita Dean）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花了大量的时间保护真正的电影胶片，因为它们是非常珍贵的历史作品。

数字世界将艺术、电影和音乐的边界瓦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跨学科的艺术时代，我们的美术馆也试图创建这样一个平台来呈现丰富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