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不少人认为谢赫的“六法”准则已经过时，难以适应今天的“新国画”了。因此争相提出一些所谓的“新准则”，还举办研讨会，企求为时代确立新标准，用心可谓良苦。然而，这是谈何容易的事！“六法”从南齐时代闻世，至今已历一千五百年，可谓是千古不易之法，如要它寿终正寝，恐非易事。如果如某些人言：“中国画要灭亡了！”这就简单了，“六法”自然也就消亡了。可惜的是，传统国画的历史车轮仍在前进着，新国画似乎仍然讲究传统性，那么，“六法”准则恐怕会千古不朽了！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云：“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是他作为品评古来人物画家艺术特色与成就的准则。这在当时可是史无前有的创举，以后又扩大至山水花鸟画，因此被历代画人尊奉为金科玉律而千古不易。究其原因，是其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绘画最一般的规律和特点，既可作为品评标准，又可作为创作原理。由于其理论水平之卓越，体系之严谨，总令后人仰之弥高。 谢赫之所以能在南朝宋齐时代提出“六法”准则，与时代的文运潮流是相联系的。自曹魏正始年间王弼玄学的创立，为本体论哲学的发展史揭开了序幕，王弼的认识论和方哲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族文士的理性思维，孕育出“魏晋风度”的“清谈”风潮，至东晋时期，玄佛合流，使思辨哲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无为本、得意忘象、空有不二、心物不二、出世入世不二等等哲理便成了清谈的重心内容；而佛性论与儒学之心性论结合，“人皆可成佛”、“人皆可为尧舜”之观念，在王弼的凡圣“五情”同“神明”（智慧）异之理论影响下，所谓“成圣达道”，并不是需要什么金刚不坏之佛身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而只是在于人的才性智慧和心灵境界的崇高。因此，极大地推动了清谈名士慕圣求道时尚。从而，激发了人性的自觉，文的自觉，纯文艺性质的诗、文、书、画便蓬勃地发展起来；同时引发了文艺品评风气，诗论、文论、书论、画论等蜂涌而兴。经东晋一百多年的发展，至南朝宋齐梁时期，文艺理论便趋向成熟，并创造了历史的高峰。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与谢赫的“六法”就同时于南齐时闻世，而彪炳文化史册。 谢赫的“六法”与刘勰的文论一样，受王弼玄学的影响是显然的。王弼玄学经东晋百年“清谈”风潮的宣扬，已对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南朝宋开始对王弼玄学便设学官，与儒学、文学、史学并列为国家“四学”，享有崇高的地位。就王弼玄学的实质而言，乃是认识论与方哲学，这是民族古代哲学史的重大创举。其基本原理是：以无为本、崇本息末、崇本举末、以本统众。联系谢赫“六法”的体系结构：第一法为“本”，余五法为“末”。“气韵生动”，依玄学理念是“以无为本”之“无”、“得意忘象”之“意”，也是圣、佛、道（指事物的规律或真理）。因此，第一法既是绘画创作的立意，也是作品的意境和格调，也是画家的品格、才性智慧和心灵境界的体现。所以，“气韵”两字在“魏晋风度”中具有深邃的时代精神内涵。谢赫因此将其作为人物画的根本准则，也成了“六法”的灵魂。为了“崇本”自然须“息末”，千万不可本末倒置。然当本已立，为崇本切须有高超的技巧，所以须“举末”（五法），如技能进乎道，“本”自然能获得理想的效果，即能创造出达道的艺术境界。可是，我们今天的画坛，多认为“形式就是内容”，“技巧就是根本”。忘了“书乃心画”、“画乃心文”、书画如其人，品德不高，落墨无法等这些浅显的道理。既然书画唯以末为本，已不知本为何物，“六法”自然也就无用了。 谢赫的《古画品录》在明示“六法”之后，便对古今优秀画人分六品予以评定。第一品五人，以第一之：陆探微名列一品第一人，评曰：“穷理尽性，事绝言象”。意即能“以无为本”，抓住人物的内在精神特质，使艺术达到得意忘象、超以象外的境界，因此气韵不凡。又如对张墨、旬勗评曰：“风范气韵，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旨法。若拘以物体，未见精粹。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意指他们能不拘形似，但取精灵（本质特点），因此能得于象外。余下五品，皆因其于“气韵”有所不足，仅以技胜，多各善所长，故分次评之。如名画家顾恺之被置于第三品第二人，评曰：“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逮意，声过其实。”不懂以无为本，抓住人物之精灵，囿于形貌态势，不能得意忘象，创造超以象外的艺术境界。我们从其遗存的《洛神赋图卷》（唐宋摹本）看，所评是允当的。 “六法”准则是为人物画品评而提出，至唐宋之后逐步扩大至山水花鸟画，甚至影响书评、诗评，其影响之大，有史共鉴。今天，中国画风虽多变，但基本风格并未大变，小数人弄奇取巧，未伤大局。所以，“六法”准则的生命，恐怕还不会寿终。 写于二O一二年八月 （2012年9月15日刊于《美术报》）